党旗飘飘
百年记忆——今日党史（十七）
点击率：11377 添加日期：2021-03-23
古田会议与党的建设
“由谁领导、听谁指挥”：古田会议前争论的核心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中旬攻占闽西重镇长汀县城，组织成立了福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对红军进行了整编，还筹得军饷5万多光洋，解决了几个月来严重困扰部队发展的经济困难。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千里征战，相继解放了江西的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福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县，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当年曾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描绘当时革命态势迅速发展的情形：“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就在战场一片捷报、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候，一场争论在红四军内部悄然爆发。争论的核心是红四军“由谁领导、听谁指挥”，使得红四军很多干部陷入迷茫之中。5月底，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前委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有无书记专政或家长制倾向等问题展开讨论，争论激烈，但没能达成一致。这时中央派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作出了一项令人意外的举动，他居然召开临时军委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军委是前委的下级机构，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职权、规定上级党委的工作范围，在党内真是闻所未闻。随后，红四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正常状况，比如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不经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签字认可就上报，红四军召开作战会议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等，实际上是在脱离党的领导机关前委的领导。
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信中做了归纳分析，他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第二，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认为应该是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第三，小团体主义严重。如果不能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罢了。第四，极端民主化思想。认为“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认为事无巨细都要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第五，非组织观点比较严重。少数可以不服从多数，批评不注意政治，喜欢搞个人攻击。第六，纪律意识淡薄。不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的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认为军事纪律破坏一点也没有什么大要紧，等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红四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使之成为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实际上，不仅红四军存在党的领导不够的问题，地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就指出：“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像一盘散沙。”决议案在党的任务里明确提出，“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多数人理解，反而遭到嘲笑。有人说“权太集中于前委了”“党管太多了”，狭隘地反问“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萧克回忆说：“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代表们议论纷纷，争执不下，在选举中，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七大决议案还决定，“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红四军七大不欢而散，分歧依旧。会后毛泽东因病离开前委去休养，8月初，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红四军没有了政治中心，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委员们从自己的观点、立场、要求出发进行争论，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难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泛滥，严重影响了部队工作。9月下旬，红四军党的八大在上杭召开，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中开了3天，力图解决一些原则问题的分歧，没有达到目的。红四军向东江出击时，前委没有觉察到敌情变化，二次进攻梅县战斗遭到强敌反击，伤亡惨烈。种种乱象表明，不迅速解决党的政治领导核心问题，红四军前途堪忧。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为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奠基：《古田会议决议》的历史贡献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来信指出，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来信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比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明确提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
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廖氏宗祠召开。这一天寒风凛冽，雪花纷飞，120多位代表顶风冒雪出席会议。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由八个部分组成，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于如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党，提出了一整套高屋建瓴的纲领性方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党的制度建设角度看，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影响深远，为全面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严肃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指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倾向的总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然党的指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亦是使这些不正确倾向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红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但在实际上，这种减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减少罢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员观念里头根本肃清了，毒根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深厚，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实际上是把军事看做政治的领导。在组织上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党内非组织意识表现在各方面的很多，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非少数服从多数。如提议被否决，表现非常地怄气，及不诚意执行党的决议案。第二，非组织的批评。不明白党内批评意义，而误用了去攻击个人，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而且毁坏了党的组织。第三，一部分党员特殊化。借口事情忙，实际是不愿意接近群众，又怕群众批评，因此不到支部大会和小组会，到会亦不作工作报告，种种异于一般党员，其结果，脱离群众，脱离党。不知道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阶级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一些党员个人主义严重，不认为自己是斗争的主体，而认为斗争与自己无关，自己是仅仅对红军长官或党部机关负责任，而不是对革命负责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从多个方面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的制度。
一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仅是单纯地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离开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二是再次强调支部建在连上。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三是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四是规范红军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在高级机关政权没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政机关会衔发布。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代替地方政权机关。群众工作如宣传、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处罚、捐款、审查、募捐、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机关没有建立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帮助地方武装与发动、红军的筹款指挥、政治工作费用的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
五是提出加强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念的理论根源。在一般党员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政治意义教育，从根本上肃清一切不负责任的给群众以坏影响的非组织的批评。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红军彻底划清了与旧军队的界限，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人民军队的“军魂”，并使之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古田会议能够胜利召开，是红四军党组织“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直接体现。会前在“由谁领导、听谁指挥”问题上的争论，迟迟难以解决。中央“九月来信”有了明确意见后，红四军各级党组织自觉服从和拥护中央指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这才有了古田会议和《古田会议决议》。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全党的高度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也需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为建立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让制度有效落地：《古田会议决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纪律和规矩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要原则，要能够落地转化为全体党组织和红军严格遵守的纪律和规矩，还必须有更加具体翔实的实施细则。在这方面，《古田会议决议》把原则性与具体性很好地统一起来，堪称制度建设的范本。比如，在发展党员方面，规定了5个具体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在增强党员组织观念、提高党员参加支部会积极性方面，作了7条规定：1.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2.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3.决议不要轻易作出，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要快些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5.负责人要事先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6.主席对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煞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家，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兴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意义。7.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在加强党员教育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方法：1.党报；2.政治简报；3.编制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4.训练班；5.有组织地分配看书；6.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7.个别谈话；8.批评；9.小组会；10.支部大会；11.支部委、组联席会；12.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13.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14.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15.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16.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17.政治讨论会；18.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对政治委员怎样上好政治课作了10条规定：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非组织观点方面作了6条规定：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6.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规定了8项具体内容：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3.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与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5.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去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7.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8.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古田会议决议》不仅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而且把这些原则具体化、细节化、规范化为制度保障。既有方向，又有路径，这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个重要特色。
《古田会议决议》中有一条规定：“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这也是保证党的制度落地扎根的必要条件。古田会议的各项决议能够在红四军严格贯彻落实，就在于坚决执行了“坚决执行”这一点。决议通过后，红四军各部队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将会议精神层层传达，层层讨论。各级党组织（从纵队党委到连队党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正确的同志式的批评。经过努力，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全军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纠正了错误，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毛泽东在古田村一个简陋的小屋里，写了一封7000多字的长信，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用诗意盎然的语句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6日，古田会议结束后的第8天，毛泽东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 “建立了基础”，这就是古田会议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的根本所在。古田会议重视制度建设，很好地解决了红四军党内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问题，也给我们今天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供了历史典范与实践启迪。
（摘自《红旗文稿》 作者：王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