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

解开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死扣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携家人十数口乘专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谈话，谈话主旨都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一篇最先由《深圳特区报》记者撰写并发表在该报上的，后经新华通讯社转发全国各新闻媒体的，题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披露了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这消息，连同紧接着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的新闻，就如同一颗重量级的原子弹，在中国首都北京炸响。其后，各地各级立即掀起的学习、贯彻热潮，就像原子弹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一样，迅速地传播到了天南地北的每一个角落。宣传、贯彻声势之浩大，力度之强劲，影响之剧烈，持续时间之久长，都是空前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国内反响强烈，海外为之震动。其中所表现的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更是振奋人心。在视察途中，邓小平大声疾呼：“谁不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并强调“不争论”。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前无借鉴，后无经验，姓“资”姓“社”与其空泛争论，不如实践证明。“不争论”当然是惟一正确抉择。不要争论，并不是不要回答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香港新闻界捷足先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从1月20日起，几乎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形成了铺天盖地的盛势，仅香港《文汇报》从1月22日至2月20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发表报道、社论和评论25篇。与此同时，台湾、澳门、东南亚和西方通讯社也就此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

海外舆论界认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基本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并且能深刻影响下一段中国的国运”。港台报刊说，讲话“对经济开放以及兴办特区的政策作了肯定”，表明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决心”。《世界论坛报》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已驱除了世界对中共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的疑虑”。

为了统一思想，2月上旬，中央先以记录整理稿的方式，向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日至1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讨论研究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决定将小平谈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传达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的谈话，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威文件。

以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谈话为起点，新一轮的改革大潮在中国的大地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起来，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人类各种社会发展必需的一种共同的运行体制，而不再以姓“社”姓“资”而论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他把“市场经济”问题讲得更简明更透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谈话不仅中止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批判“和平演变”和民主社会主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经过几番姓“社”姓　“资”的争论，在对恪守传统苏联模式的“左”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终于真正成了主角。

那么，邓小平的辉煌思想会不会成为中共十四大的主旋律，“市场经济”会不会正式写入十四大政治报告，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件大事。因为，“市场经济”写进十四大政治报告，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成为全党的共识，发展市场经济也将成为全党的使命与责任。

1992年4月30日，在北京中南海，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十四大报告的初稿。在此之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常委们明确提出报告要通篇体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于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很自然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作了重大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是十四大报告的焦点之一。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起草者各自根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理解，提出了三种说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呢？当下，只有确立一种比较科学的提法，才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中央党校小礼堂，面对数百名省部级干部，就这个问题坦诚地亮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江泽民进一步解释说，他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的。所以，使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所接受的。

十四大报告继4月30日拿出第一稿后，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改出了第二稿、第三稿。7月上旬，又根据江泽民党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改出第四稿。7月23日和24日，邓小平就报告发表了看法，认为报告是有分量的，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报告采纳了邓小平的修改意见，又改了两稿。8月间，报告第六稿印发到全国119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在3000多人范围内进行了讨论。9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第七稿进行讨论。一周以后，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报告第八稿。10月5日至9日，十三届九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报告第九稿。到10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四大宣读的政治报告，已经是十易其稿了。根据十四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又对报告稿作了多处改动，直至10月21日公开发表。

随着报告稿的一次次修改、一次次争论和补充，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和论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完善。我们党把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同义语的“市场经济”写入自己的政治报告中，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人民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很快，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在党的十四大形成了共识。“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堂堂正正载入了十四大报告，成为全党大多数党员的共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面对2000多名中共十四大代表，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舞台上先是反角，再到正面配角，再到正面平行主角，最后成为真正主角，并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壮剧，最生动不过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共产党员网  本文发表于 2008年11月18日）